作者：阮煜兴文/图

 我仍脚步不停地向陌生的远方奔波，尽管力气渐感不济，但写每一首诗都当成一次新的探索。只有探索才能获得新的意义上的诗，必须要有所发现，发现陌生的情境，才能使诗获得独创性。

 这是诗人牛汉晚年写的关于诗创作欲望的渴求，与我制砚的感想很有些近似：“刻雕砚石必然要依托题材，要依托包括产地在内的文化的兴盛，民风的淳朴，历史积淀的深厚。我酷爱洮艺，朴素自然地对文化艺术尊崇、向往，更想有所创新，也更追求心境的自然放松……在自由自在的状态下向独立个性和博大淳朴迈进。”所不同的是，我用刀子在石头上一点一点雕凿出思想形态，时常还渗入斑斑血迹。牛汉的纸笔虽然也是他心灵悸动的载体，但毕竟少了利刃突然猛刺肉骨的切肤颤栗。

 说来算是奇缘吧，我祖籍浙江绍兴，自幼随支援大西北的父母定居兰州。1966年从甘肃省邮电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邮电局，岗位是报务员。工作闲暇的时候，我经常独自游荡于山势险峻的喇嘛崖，奇松遍地的水泉湾，藏地远古的风貌和藏民淳厚的情感，真有一种让暖暖的春风唤醒冬日里几近僵硬的神经找到温热惬意的感觉，——纯净的田野气息挟裹着丝丝湿润涨满了我的身心。没有多久，单位领导要利用当地的洮石刻几方毛泽东的肖像砚，便指派有点绘画雕琢基础的我到乡下去找石料，于是开始了接触神秘且灵性的洮河绿石的漫长旅程。从小就打下了幼功，特别是自己反复看，多次按像章临，几乎到了宋人苏东坡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讲的“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地步。成品出来后，总算让周围捏着一把汗的同事们松了一口气，参加展览会还得到了观众“惟妙惟肖”的赞誉。现在回想一下，起初给我留下终身记忆的，并不是人物刻的像不像，而是首次拿起自制的雕刀于石面游走时嗤嗤作响带来的内心深处按捺不住的喜悦，总感觉接触的是个有血肉有灵魂的鲜活的躯体，她在跟你默默交流。

 可真要感激卓尼的奇山异水给予我年轻生命厚重的滋养，整整七年的光景，她不仅使我远离了地覆天翻浪潮，而且依然保持着青春年少所能跳跃的一颗淳朴善良的心，并造就了我做人酷爱朴素坦率，说话不遮遮掩掩，没有阴暗和矫饰的性格。

 照常理，爱古玩的人才会对包含着传统文化血脉的文房四宝之一的砚发生收藏的念头，可我那时连这些概念在脑海里都杳无踪影，却莫名地与卓尼地区色绿如兰肌体似玉的崖石一见钟情，硬要从37元的月工资中省吃俭用挤出6块钱买宋坑洮石，几年的时间也才收集了区区几方。民国时期，武威人丁旭载先生在为韩子军先生著《甘肃洮砚志》所作序云：“陇上鄙处西北，关山险阻，而彼洮石之绿沉泽腻天然胎孕者，实不幸产于斯土，则其名不若端与歙之彰，其播之不若端与歙之远且速，自不待论，此洮石之一厄也。”我却是极其有幸的，从清晨到黄昏享受着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般的从容，沉浸在洮河美石隐隐散射的逼人抚胸的无声的韵律中，使骚动的情绪逐渐安生下来，去慢慢感受古老凝重的浑穆韵致与天工造物的玄微，去细细体会石不能言最可人的真谛。

 魏晋朝曹植有两句诗云，浮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这诗很能代表我辗转南北羁旅难测的人生轨迹的，尤其是过了耳顺之年，读了它才算全懂了朴实字面下潜藏着的悠悠意义。1973年，我调回了省城兰州，繁重琐碎的工作和成家养子的压力，使我几乎没有余暇顾及洮砚的收藏。令人欣慰的是，几个相识的卓尼砚友偶而专程来看我，聊天的话题不离洮山洮水洮石，城市间焦灼的心绪在和他们淳朴的交流中会沉静下来，因为我能从他们的骨脉里感受到洮砚石居高声自远的高贵品性。在这些乡民真挚情意的感染下，我也忙里偷闲的像依恋故土的小鸟回到曾伴随我度过青春岁月的清幽沉寂的氛围里，再藏几块砚石，再与熟悉的友人谈喇嘛崖谈水泉湾，谈得非常动情，几乎把那儿孕育的美石当做神灵的化身来崇敬，希望生命尽量地能多一些她圣洁的分子，让人活得平常而踏实。

 不知不觉，时间一晃到了1997年，手头积攒的或成砚或璞石并不多，就几十块吧，拥有的目的也不过仅限于纯粹的欣赏罢了。一天读报，见有洮石巨龙砚贺香港回归的新闻，仔细看后给我的启发很大，“何不把单一的把玩扩大到产品的雕刻，将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贯通在里面呢？”念头一闪，我立刻告知卓尼的朋友专门留意体大质优的老坑石采掘的信息。第二年，卓尼县有人采掘出了一块4吨的巨型洮石，可是价格却从4年前的4万元涨到了20万元，我不仅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还向亲朋好友借许多，一咬牙买下了这块巨石。当时还不怎么懂雕刻巨型洮砚的我，便请了年红、乔文武等几位藏汉族洮石龙砚精雕高手，和他们一起讨论、设计，最终决定刻一方龙砚，因为龙是洮砚最典型的纹饰。我起初的想法是，要搞就搞个大的，小的没什么意思！不过现在看来，以大为美的想法确实比较幼稚。 

 就这样，几个人历时5年，总算将这方巨型龙砚刻了出来，重达4吨的巨石，成型后只剩2.2吨，那时是纯手工，什么机器都没用，硬生生拿手凿掉了近2吨石料！这方被命名为“福运环身”的龙砚，总括起来砚长196厘米，宽133厘米，厚46厘米(带砚盖，盖重120斤)，总重量2.2吨，以高浮雕、镂空雕为主，辅以浅浮雕、随形雕和层叠雕，上刻99条天龙，墨池、砚身侧雕有长城山水图，张芝冠军贴，毛体唐诗从军帖。巨砚面市后，引起社会良好的反响，我单位的人还写文描述了他的惊诧：“真是埋伏了二十多年的阮煜兴忽然出世在社会上所产生的震动，就好像金庸笔下闭关潜心习武数载，出关遂与人交手无往而不胜的奇侠给读者愕然出惊的身心刺激一般，而于我尤甚，毕竟相隔了太长的时间才知道同事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圆满的形象也才树立在脑海中了。”

但无论怎么说，经过近几年的磨砺，自己更深入一步地掌握了洮砚的雕刻技艺，由一知半解过渡到了如指掌，按照当下时髦的话形容，即完成了漂亮的身份转型，为我以后视野的拓展、赏识以及雕刻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0年，有机会故地重游地看到喇嘛崖、水泉湾等地的生态因为乱开滥采而遭到严重破坏后，心中颇不是滋味。详细了解后得知，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当地村民开始了对洮石的疯狂开采，导致很多矿井坍塌，洮河石面临着灭顶之灾，心急如焚的我四处募集资金，想尽可能多地收购洮石。因为洮石的地下埋藏量本就不是很多，这样毫无节制地开采下去，洮石枯竭、洮砚绝迹是迟早的事了。

 那么，存储有高品位洮石的喇嘛崖、水泉湾自古以来已挖出了多少量？为探明究竟，2011年2月，我再次到现场，根据坑口尺寸、高度、开采层及石头比重，进行了科学测算，结果是喇嘛崖宋坑共产上品石约500多吨，水泉湾峰顶水坑共产上品石约700多吨，已濒临绝产，更加不幸的，矿区因洮河水利工程的实施阻断了攀援采挖的山径。面对此类现象，我静下心来给予了认真梳理，并依据史料、专家鉴定、实物比较，觉得还是尊重历史的好。第一，唐宋时期甘肃制砚的石材，均取今甘肃南部卓尼藏族自治县境内洮河中游危岸峭壁间，其范围从洮河东岸的喇嘛崖起，到藏巴哇乡的卡布鹰子咀为止的境内，在直线长约25公里、宽约2.5公里的崖、峰、谷、壑的脉理深处，此境古属洮州管辖，故名洮砚，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在《论砚》中也有“蓄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后始重端、歙、临洮……”的论语，由此后人收藏珍玩的目标是传承有序历史厚重的老坑石。第二，洮石属昆仑山脉系，结构细密，密度为3.04克/立方厘米，粒径0.01毫米以下，硬度适中，温和湿润，富含多种金属离子及水分子，扣击有金玉悦耳声，且绿意盎然，呈一派生机。第三，甘肃没有像维护端砚、歙砚那样的专设机构，更没有形成如端砚、歙砚那样的生产、流通、鉴定的产业链，尽管一段时期有所谓洮砚落选新“四大名砚”的传言，可也足以让我们警觉了。

 弄清了洮石矿脉的来龙去脉，我决意要让自己的石头、自己对洮艺的传承创新说话。虽然手头的老坑崖石、水泉石和纳尔水城右边石储存量非常有限，但为了识珍者留存的便利，发愿为藏家负责，选料必老坑寒水石，凡劣质的洮河路边野坑石都弃之不用，虔诚地和芸芸智者共享悠悠天地造化之功孕育的灵慧之子，这样做按佛家法言，也即是功德的供养，此其一。在雕刻技巧上，坚持传统的手工琢磨，传承东岸岷县、西岸卓尼派独特的镂透、高浮雕工艺，还吸取了端、歙砚落图简捷大气、清雅奇巧的文化元素，将中国山水人物构图技法巧妙地与石形、石色、石上天然的纹理融为一体，生动地展示着求新求变思想的延伸，以及古老与现代共生的艺术理念，如“李白醉归”、“高山流水”、“青林淡月觅知音”、“荷塘乐”、“开卷有益”等，无不倾注着孜孜以求的心血，同时我得到的好处，应该是广大的爱砚者悄然的喜悦，则不会和事实相背离吧。

 屈指算来，我已经从岗位上退下来整整十五年了，很值得自豪的是，没有陷入“三等公民”，——等吃、等睡、等死的无所事事的暮年状态，反倒觉得生命的第二个青春期刚刚到来，从早上八点开始，陆陆续续一直能干至深夜十二点，往往比工作时的劲头还大。若深究这不知疲倦的根由，一点也不神秘，洮石的容颜凝聚着群山丽水起伏的潮汐，抚之不仅引人沉思，更会激荡起灵魂深处不息的涛声，仿佛打击乐器带来的既刺激又慨叹的双重震颤。过去，我把洮石视为单一的藏玩品，对它产生的情感并不深透，当下才觉醒似的意识到，洮石乃是我流淌观察思索、鲜明个性、人生追求的绝佳载体，在一次次刀子下石粉迸溅的声响里，我以为继承固然无可厚非，创新的不易则是要从古人的智慧和自己多年的领悟中，熔炼出曲径通幽的但却是令人振奋的柳暗花明的洞天。李白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制砚，关键是制成具备艺术气质和开拓精神的出尘作品，实不亚于攀登蜀道的艰险，所谓扬鞭歌瓦釜，甘苦寸心知。近二三年，我在周围朋友的激励下，又悉心研究端、歙砚派的创作特征，从秦汉、两晋、北魏、南北朝、隋唐、宋元等古砚上吸取营养，还找来中国传统山水画、人物花卉图、诗词名篇的书籍阅读，并通过对古玉器型、雕刻风格、时代气息的了解，扩展我相石构思、推陈赋新的审美领域，现在如果再简单地把我的砚艺归纳到传统范畴，显然已不够准确，主要是我创作的视觉早已从了龙形、牡丹、菊花等较为狭窄的题材跳了出来，总将现实与浪漫、拟古与新貌、自然与生活，于有意无意间联系起来，获得一种探索旅途中的慰藉，至于能否得到爱砚者的认可，我实无暇过多的考虑，否则瞻前顾后，就会束缚手脚无法突破久已形成的模式，就会和陌生的大美境界擦肩而过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我愈加迫切地觉得发现全新天地是多么的重要，尽管有点力不从心，而抒发人生体验的企盼始终如暮鼓晨钟敲击着我，我也试图用卓尼绿漪的崖石，将人和石的高贵品德，刻录在寸璧的肌理间，让落图渗透进骨血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一个鲜活生命的跳动。

 我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大半生：“也许我的前世是卓尼山民，和洮石的缘分乃天注定，所以想借绵薄之力为天赋美石悟妙、悟自然大道，同时亦是自己对人生使用价值的渐悟。我年已古稀，岁月已不容人挥霍时光，幸运的是我身体里的冲动依然，每天不刻琢几刀，心中似乎就难受，但又确实想静下来，停一停，再沉淀沉淀，采菊东篱下是有意为之的，悠然见南山才属偶遇的佳境。”轻松而真诚的心态，是我在创作中充分发挥艺术个性的前提条件，即使留有缺憾，也是自己的足迹。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这篇自白很不符合文人笔下的标准，想到哪写到哪，但并不令人迷惑，即此一端，我也就知足了。